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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中国古代政治对当代国家治理的启示

作者: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邀咨询委员 姚洋
来源:
新浪财经202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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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认为中国或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回归中国,特别是融合儒家精华,形成世界文明视角里的中国叙事,而且用充满人文关怀的、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去讲述中国。

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国古代政治对当代的启示”,大家可能会问,作为一名经济学教师为什么会关心古代政治?

这个缘起于十多年前,我开始着力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研究之后,我发现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和儒家有关。当代中国的很多做法,特别是人才选拔制度同儒家提倡的办法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我的研究有点追根溯源,因为要理解当代制度而追溯儒家。

这里先说明一下,我说的儒家是指经典的、先秦的儒家,而不是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家。一般认为,宋明理学对于先秦经典儒学有继承,也有发展,但同时也掺入了很多道学和佛学等思想,因此宋明理学又被称为“新儒学”,其突出特点是转入内心,把儒学变成内省的心学。

中国历史的政治阶段划分

如果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分阶段,可将春秋时期的分封制作为第一阶段,即所谓的封建制社会。事实上,封建社会在秦统一中国之后就开始消亡。春秋时代,贵族政治盛行,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基本符合英国《大宪章》里对国王的定义:君主是和贵族一样的人,只不过是贵族中的第一个。

接下来,秦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官僚帝制:“化家为国”。在此之前,各诸侯国是相对独立的君主国,“化家为国”之后,维护社会政治秩序成为整个大一统国家的目标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汉唐是官僚帝制成型时期,汉代建立了官僚体系,唐代进一步完善。

北宋和汉唐又不太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君臣共治,士大夫的地位非常高,而且台谏之风盛行。台谏制即北宋时期设御史台和谏院,谏官和言官同时监督皇帝、宰相和几乎整个官场,行使着如今纪监委的权利。

南宋时期是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走向封闭,并最终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刘子健先生说,自宋朝开始,中国向内转。

明清时期是我们国家政治的倒退时期。明代废相,开始抑制士大夫,搞专制;清朝完全是一种黑暗政治,和汉唐做法刚好相反,是“化国为家”,又全面倒退回了专制。

总的来看,从秦以来两千年的历史,北宋刚好在中间这个时间段。前面的一千年,整个中国处于上升期。北宋之后,中国开始走下坡路,到清末几乎将前一千年的成就抹杀掉。

下面分别来看各个时期的政治。

春秋:分封制的贵族政治时代 

春秋时期是贵族政治,周以前的商朝没有分封制。商的统治区域在如今河南省一带,首都变过很多次,维护统治的方式很血腥,通过征服周边小国进而盘剥它们。商所处的时代,希腊、雅典、斯巴达等同样是获胜的城邦盘剥其他失败者。

周朝的统治比较温和,发明了分封制。这里有两个关键字,封和建。封是分封,主要是天子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外地,如周公旦就分封到鲁国。建是皇帝的兄弟或兄弟子侄,在封地建立自己的小国家。合起来就叫封建。

真正的封建时代是西周,东周封和建都比较少,因为东周已经非常弱。各诸侯国照搬前代,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但是不像西周地广人稀,西周持续200年,疆域可以封得过来,东周持续近600年,一直分封下去就会出问题。

东周时期,王公贵族子嗣实在是太多,特别是那时允许一夫多妻,子子孙孙都能分家产,生育子嗣多的王公贵族很快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而那些节制生育,或不幸子嗣很少的贵族,反倒变得相对强大,最终得以挑战王公。比如,鲁桓公的三个兄弟到孔子时代已完全掌控鲁国政治,鲁国国君反倒非常弱,一直灭不掉鲁桓公兄弟们,最后只好自己逃亡,客死齐国。王公和诸侯国国君本质上都是一个家族的兄弟,区别不大。王公和贵族在自己的封邑里靠家臣管理,家臣最后演变成官僚体系。

到春秋时期,很多贵族根本没办法再分封,后代渐渐没落,但仍是贵族,被称为士,即没有封邑的贵族,孔子就是这个身份。孔母颜徵在是平民,孔父是从宋国避难到鲁的贵族。宋国是殷商封地,周征服商的王朝,但并没有灭掉商王族而是给了封地。所以孔子从血缘来讲,是商贵族的后代。孔子跟母亲生活到15岁,母亲去世后他把母亲棺椁停在曲阜城东的大路“五父之衢”上,最后获得孔家承认,确认了贵族身份。但贵族又分士和大夫,孔子是士,不是大夫。孔子晚年病重离世前,子贡等弟子们演练孔子的葬礼,要以大夫的身份厚葬孔子,被孔子制止,最终以士的身份下葬。

士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要,战国时代,他们奔走于各国之间,有些人官至宰相,比如李斯。中国有所谓士大夫之称,其实是指走向仕途的士。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政治实际是士人政治,他主要指的是汉唐和宋代。明代士大夫开始弱化,到清朝基本消失。

秦:统一中国和确立官僚帝制,“化家为国”

秦代确立帝制,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并且世袭。当时的世界,像雅典那样实行民主制度的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区域都是世袭帝制。世袭帝制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无谓争斗,皇帝要么传位给嫡长子,要么指定太子接班,其他人别争,这样能保证和平相处。

除此之外,秦朝已经意识到行政管理的重要性,李斯建议秦始皇设立郡县,从上而下形成一套官僚体系来管理整个国家。马克思·韦伯早就说过,官僚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个判断标准到今天依然适用。

由是观之,中国是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雏形的国家。这个观点会颠覆我们对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认知,但钱穆先生很早就对中国建立这种官僚帝制赞赏有加。而且自秦始,国家机器不再只为帝王一人服务,而主要是建立全社会的政治秩序,这就是所谓的“化家为国”,这一理念在当时同样非常先进。

《耶路撒冷三千年》中记载,为了占领耶路撒冷称王,人们打来打去,毫无社会秩序可言,也没有固定的国家疆界,所谓的国家就是这个帝王的国家,所有阶级都是为帝王一人服务。秦统一中国,设立郡县则不一样,这属于“化家为国”,开始真正有了国的概念,同时注重为社会建立政治秩序。

秦统一的是非常辽阔的疆域,如何建立一套官僚体制?李斯提出“车同轨、书同文、语同音”。“车同轨”,车辙压出来的路也就有了规制,车因此能跑得更快更远,时间缩短,世界变小,统治更容易;“书同文、语同音”有助于减少交流障碍,否则,中国的统一非常困难。

钱穆先生有“中华文明早熟论”的说法,原意是说,中国过早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形态。为什么说“过早”建立?一方面,人类当时的智识水平,根本没有达到建立现代国家形态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最终走入了专制的死胡同,因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国家。

在我看来,“中华文明早熟”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封建制度早于其他文明建立,也早于其他文明停止。

对比同期欧洲历史看,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也是一段分封史,但国王对下面的小封建主管理很差。不过,这有个好处,当现代化开始时,这些小封建主、小贵族反倒成为反对王权的一个重要牵制力量。

中国很早就进入官僚帝制,延续两千年后发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能够打败帝制,引进民主,很多人受帝制的影响根深蒂固。英国、日本在现代化的国家进程中,阻力都比中国小。17世纪的英国革命持续四五十年,宗教和贵族是反对国王的重要力量;日本明治维新是自下而上的,最终逼迫幕府大政奉还,比较容易地过渡到了现代文明。

汉唐:落实“化家为国”,完善官僚帝制

西汉君权和政府分离非常清楚,皇帝当然是国家的代表,但管理这个国家靠“三公九卿”。“三公”之中,宰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主管监督官员。“九卿”是中央其他官员。三公位阶当然比九卿更高。在西汉,“三公九卿”去见皇帝都不用特别行礼,当时没有椅子,大家都是盘腿跪坐,大家给皇帝鞠躬就行,然后皇帝鞠躬回礼。

西汉已经建立察举制度,太学也真正成为培养人才的地方,贵族和平民子弟都可以入学。不过,贵族继承了一些春秋的传统,享有一些优待,比如贵族太学毕业就可以到皇帝身边去做侍郎,平民子弟如果毕业考甲科,也能跟贵族一样,如果考了乙科就得回到原籍做吏,当然也有再次擢升的机会。

同时,西汉还有“乡举里选”制,“举孝廉”主要是推举孝子和太学出身的廉吏。此外还有“考课制度”,是指皇帝派钦差大臣考察地方官员,做得好的奖励提拔,中等的调往别处历练,差的降级,和我们现在差不多。 

可惜“乡举里选”制到东汉演变成门阀制度,这也是为什么隋代要开科举。

钱穆先生谈到汉代荐举制度说:“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可见,汉代是一种贤人政治,从太学的人才培养和任用,到“乡举里选”举孝廉,甚至“考课制度”对地方官员的考评,都是以贤荐贤。

唐代把相权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对科举也进一步完善。相权被一分为三,分成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省最重要,负责给皇帝拟定诏书。门下省是审核诏书,有监察作用,不同意可以打回去,称为“封驳”。尚书省是执行部门,辖六部。

诏书在门下省同意之后,皇帝要在诏书上签敕(即朱批),然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算生效。所以,皇帝想任性在唐朝比较难,因为没有中书门下之印,敕令就不合法。

唐中宗时期,凡是未经门下省的诏书,皇帝都是用黑笔而不是用红笔来签字,诏书的封口也不敢用正封而是斜封,这样的诏书当时被称为“斜封墨敕”,因此,没有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审核而被皇帝任命的官员被称为“斜封官”,虽然皇帝认同,但在官场抬不起头。

唐代的科举考试和宋及以后不同,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特别多,宋及以后变成了进士一科独大。如果更准确地评价科举制度,它不简单是一个考试制度,还是整个帝制的一部分。因为想让官僚帝制运转起来就需要很多官员,科举制为官僚帝制输送了大量人才。

北宋:中国现代性的拂晓时分

吴钩先生有一本研究宋代的著作,名为《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为什么称宋代为中国现代的拂晓呢?宋代确有很多特别之处,第一个就是宋代的道统、规训。在宋代,道理最大,皇帝并不是最大的。

沈括在《梦溪续笔谈》中,记录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宰相赵普这样一段对话:“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当着皇帝的面说道理最大,而不是皇帝最大。宋明理学的创建者程颐也有一句话,“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筳”,意思是说皇帝不要管日常运行,天下能不能治好,那是宰相的责任,君主德行的高低,责任在经筳官。

宋代为皇帝讲儒家思想的儒家学者即经筳官。程颐做经筳官时,要坐着而不是站着讲课,他的理由是:“臣窃见经筳臣僚,侍者坐而讲者独立,于理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不惟义理为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说得理直气壮。

可见,北宋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士大夫也在北宋开始自我觉醒。经历南北朝动荡,唐朝引入了佛教,并以佛教为主,儒学地位下降。北宋时代,儒学重新兴起,士大夫地位空前提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宋代的士大夫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相比汉唐,宋代还进一步实现了“化家为国”的理念。南宋御史方庭实曾谏言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他当着宋高宗的面慷慨激昂,可见宋代形成了一种君臣共治的信念。

在宋代,君权有所增加,相权有所分散,但这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乱来。实际上,封驳非常多见,御史台的地位上升非常高,不仅监督百官,也进谏皇帝。包拯当御史时,反对仁宗的一个任命,吐沫星子都喷到了仁宗脸上,仁宗回到后庭才敢擦。王安石变法之后,宋代的台谏之风恶化了北宋的政治生态,导致党争过头,酿成不少冤案,如苏轼的乌台诗案。但是,如果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台谏、党争可能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标志?事实上,党争在北宋还处于君子之争,就事论事,台上互相打压,私下仍是好友,如司马光和王安石。

北宋还是科举取士最多的朝代,北宋每一次殿试,进士有三四百人之多,当然后来这也成为一个问题,官太多,养不起。不仅如此,宋代科举不再给贵族留名额,在唐代的时候,还给贵族留一些名额。因此,宋代真正实现了平民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望,平民子弟因此心情舒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宋代官员的俸禄也是几千年里最高的,宰相的年俸大概相当于现在的300万元。

如何对待士大夫,甚至被宋太祖写进祖宗家训。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立了这样一块誓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代历代皇帝上任,都要念这块碑。北宋还真没有杀过一个士大夫或者上书言事之人,南宋也很少杀。

宋神宗时期,遭遇西夏战事失利,因为文官管军事容易战败。神宗特别生气,想杀一个转运使解气。门下侍郎章惇反对,神宗也只能改成刺字发配,章惇说这还不如把他杀了。神宗问何故,章惇回答:“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只好作罢,声色俱厉地抱怨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的回答也很干脆:“此等快意事,不做也罢!”

宋太祖的祖宗家训,是不是也有英国《大宪章》的意义?《大宪章》被认为是英国走向宪政的重要文献,但实际上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签订的限制国王恣意妄为的协议。这个协议几百年间并没有得到国王的尊重,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吸收《大宪章》的思想撰写出《权利法案》,《大宪章》的位置才被抬得很高。

当然,宋太祖誓碑是个单方的、自愿的约束,但如果大家都相信并遵守了这个约束,最后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种契约?这值得探讨。

宋代也已经有了法治的概念。我们都以为古代没有法治,但是南宋陈亮是讲法制的代表,他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他还说“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者不足以展布四体,奸㝌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清末民初一个受过西学影响的变法人士所言?

明清:士大夫衰落,再度“化国为家”

如刘子健先生所言,南宋开始,中国转向内在,表现为理学成为官方学说,文化开始僵化,女性从小被要求缠足等等。中国为什么在南宋转向内在?

竺可桢先生曾统计中国三千年历史里的气候变化,后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他身后的气候情况,最终绘制成一条气候变化曲线。据这条曲线记录,中国三千年历史共经历过两次大降温,一次是三国至南北朝400多年,再一次是宋代末期直到明清。每次降温,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时候。

北宋末期遇到蛮族入侵,江山大变。对士大夫来说,比如朱熹,看到江山沦丧一半,君臣暮气沉沉,他作为一个儒家学者走向内心恐怕是无奈之选。崖山之战后,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十万军民跟着以身殉国,从文化意义上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并不是没有道理,寓意中华文明的巅峰已过。

明朝朱元璋撤掉了宰相之位,虽然国家还是依靠大臣治理,但士大夫的地位一落千丈。从元代开始,士大夫见皇帝都得下跪。明代还有一个特别坏的制度,就是廷杖,让士大夫颜面尽失。明朝官员谁敢反对皇帝,就要拉出午门打屁股,有两次100多人集体被打屁股,十几个人被当场打死。据统计,明朝300来年发生廷杖事件500多起。

清朝进一步“化国为家”,国家是皇帝一人的国家,没有宰相,也没有内阁。明朝好歹还有内阁,到了清朝就再没有士大夫,都成了皇帝的奴才,“文字狱”更是万马齐喑。清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勤奋,他们就要一人独断。乾隆就说过:“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这就是清朝黑暗的政治。

以史为鉴,古代政治给我们的启示

古代政治对我们当代到底有什么启示?

首先,中国古代政治没那么黑暗,从春秋到北宋,实际上是中华文明的上升期,也是政治文明的上升期。我们开创了现代国家的雏形,“化家为国”,以建立政治秩序作为国家治理的目标,还有权力的制衡,君权和相权分离并且相互制衡。宋代儒家政治更是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家政治是不是有个理想原型?是不是可以和民主政治的理想原型互补?民主政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还有法治、权力的制衡。儒家强调官员的德行、政治秩序,还有社会的融洽,这两者不是刚好互补吗?

以法治为例,我们需要加强法治,但法制永远不可能完备。2016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就是凭借不完全契约理论获得诺贝尔奖。既然法律是不可能完备的,这时候恐怕还得靠官员的德行,如果官员无德无行,有法律也没有用。

儒家的理想原型是从人性论出发,相信人性是多样的、流变的、可塑的。孔子就说,人生而不同,唯上智和下愚不移,但是中人可教,而且有教无类。孟子也说,人皆可为尧舜,但这是个潜能,要通过后天修炼才能成。荀子的学说在我看来属于环境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

儒家主张统治者施仁政,仁者爱人,就是民本主义,此乃儒家的政治原则之首。百姓和秩序是统治的最终目标,但是儒家政治和民主政治不一样,儒家政治讲究层级,这是社会治理必要的,但谁能进入层级需要选贤任能的标准,贤能等级高就可以获得高层级的职位,儒家非常相信这一点,我们古代政治也是这么实施的。而且,儒家政治里每个层级都是开放的,但开放不是说随便谁都可以进,而是必须具备进入层级的资质,一级一级往上走。

如果说儒家有个理想结构,以现在的观念来看,可能有四个部分:首先是主权机构,它是一个民选机构,掌握国家主权;其次是中央机构,负责决策和选拔人才,向主权机构负责;再次是政府机构,管理国家日常行政,向主权机构负责;最后是谏言机构,监督上述三个机构。 古代政治除了没有主权机构,其他三个其实都有。即使没有主权机构,台谏制度对中央机构和政府都有很大的约束力。

研究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认为中国或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回归中国,特别是融合儒家精华。

最后,我们还应该超越中国,进一步应该思考和研究全球文明。尽管这个话题今天看起来还有点遥远。

回首人类的文明史,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轴心时代,那时候的人类文明群星灿烂。钱穆先生说,三大古文明中,印度文明产生了第一个宗教——佛教,试图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希腊文明试图回答“如何征服自然”的问题,产生了科学;中华文明试图回答“如何活在当下”的问题,所以我们创造了官僚帝制。

可以想见,未来肯定会出现一个全球文明。全球文明不是说一个文明打败了另外一个文明,而是综合了所有文明的优势,统一回答由前述不同文明来回答的问题。因此,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好好总结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灿烂历史,形成世界文明视角里的中国叙事,而且用充满人文关怀的、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去讲述中国。这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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