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消费强刺激，经济活起来

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度调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之后，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GDP同比下降6.8%，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如何在抗疫同时迅速提振经济，是当前全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

各级政府的刺激经济措施已陆续展开。央行出台了定向降准政策，增加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各地“新基建”也已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一些城市出台了针对企业的救助措施，如减免租金和税收等；还有一些城市为居民提供消费券。这些措施无疑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对于快速扭转经济下滑而言，仍然是不够的。

我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控制住新冠疫情的蔓延，复工因此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要实现全面复产仍然任重而道远。制造业企业的复工基本完成，但复产率仍然较低，而服务业的复工与复产都不理想，其背后原因是消费没有快速恢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零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9%，是各项指标中下降幅度最大的。

消费大幅度下降对于我国经济的复苏非常不利。短期内，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不可能发生可见的变化，而由于经济下行，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失业，因而摆脱衰退完全取决于需求的增长。此次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与以往经济下行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往消费一般能够保证增长，经济下行主要表现为企业投资减少，政府的反周期措施因而只需专注于提振企业信心、增加投资。而此次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则不同，企业只是摁下了暂停键，因而供给端没有问题，但消费大幅度下降导致了企业订单下降，消费成为经济复苏的瓶颈。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短期内技术和资本基本上是给定的，经济复苏与就业的关系也就无法割裂：就业增加了，经济就增长；反过来，没有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有就业的上升。

受消费制约，增加流动性和减税等措施的作用有限，因为企业如果没有订单就不会开工，因而也不需要流动性，同时减税也失去了意义。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全社会的有效需求，但建设周期长，效果也不容易传导到中小企业那里去，因而在短期内起不到促进就业、增加民众收入的效果。而且，大规模地搞基建后遗症很多，其中债务的再次累积是必须关注的问题。自2017年起，中央政府在“去杠杆”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果再次大量上新的基建项目，有可能让这些成果付之东流。

要提振消费，就需要知道消费下降的原因。笔者认为，首要原因是民众还没有从防疫心态中缓解过来。进入3月份以来，各地陆续降低了防疫等级，然而多数民众的信心尚未完全恢复，因而不敢出门消费。第二个原因是地方政府对于疫情仍然高度警觉，对消费场所还有较多限制，强化了民众的防范心理。第三个原因是经济停摆之后民众的收入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4.6%。消费的基础是收入，收入下降会带动消费下降。

搞清了消费下降的原因，就可以对症下药。当前最为重要的是提振民众的消费热情，在防疫和经济复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根据现有的流行病研究成果，新冠病毒极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因而在疫苗研发成功之前，全世界都必须学会与病毒长期共存。一般而言，疫苗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普遍应用，由此推算，今年内见到疫苗的可能性较小。从现在到年底还有七个多月时间，显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一直采取隔离措施，常态化防疫才是唯一可行的选项。

社会上有许多人担心疫情会二次暴发。尽管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过去几个月的事实证明，只要保持对疫情的严格监控，一旦发现传播苗头就及时做出反应，我们完全可以把疫情消灭在萌芽阶段。

中央政府已经多次强调，复工复产是当务之急，但各地政府的响应并不一致，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仍然担心防疫方面出现差池后的一票否决责任。为此，可考虑将防疫工作限定在卫生防疫部门，让其他部门腾出手，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到复工复产上来。

在防疫转型同时，应加大消费刺激力度。我国各级政府一向以生产为重，表现在经济刺激方面，就是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作为重点，相对忽视提振民众消费。在过去数次经济下行期内，因为消费并没有出现大的下降，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在消费大幅度下降成为当前阻碍经济复苏首要原因的情况下，直接向民众发放现金或消费券补贴，可以起到一举多得之效。一方面，这样能立竿见影提振需求；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实现对低收入人群的救助。经济停顿之后，受影响最大的低收入人群构成失业者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储蓄也相对较少，难以应付长期无收入的状态。

一些较富裕的城市已经开始实施消费券补贴，但数额还比较小，而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在财力上也面临困难。为此，中央政府可考虑采取措施，加大今年的财政预算，拨付资金补贴低收入人群的消费。

目前，世界上一些疫情趋稳的国家已纷纷开始实施经济重启计划。我国是全球上较早控制住疫情的国家，更应该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时间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