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 非常之策稳定就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位居“六稳”之首的就业受到不小冲击。如何看待疫情对稳就业的影响？确保就业大局稳定的关键何在？非常时期超常规政策要如何发力？对此，《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　　　　

“疫情之下的稳就业工作，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蔡昉认为，近年来，我国的就业比较充分，稳就业底气充足，主要基于三方面因素：第一，经济增速符合潜在增长率，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第二，服务业、新成长经营主体、新兴业态、新型就业形式等吸纳了大量就业；第三，政府把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层面，公共就业服务效果明显高。“当前要克服疫情对就业的影响，尽快恢复并稳定就业，实现全年就业目标，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着手，既要着眼于从前两个方面补回损失，也需要政府完善积极就业政策并启动超常规机制。”蔡昉这样说。　　　　

稳就业首先稳经济　　　　

《瞭望》：稳定就业大局离不开稳定经济增长。此次疫情给经济带来冲击，如何看待疫情响？　　　　

蔡昉：新冠肺炎疫情使经济活动受到一定抑制，春节后复工复产进度低于往年同期，不可避免对经济社会造成冲击。眼下，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通过实施有力的救治和防控措施，出台一系列促进复工复产、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恢复经济活动的政策举措，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总体来看，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局部和暂时的。由于疫情的冲击，特别是疫情演变成全球“大流行”，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面临更大挑战。首先，由于2020年一季度经济景气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挽回已有损失、取得尽可能好的全年结果，需要我们付出更大努力。其次，疫情的干扰虽是暂时的，但民生须臾不可停顿，要以只争朝夕的速度推动经济增长。具体来看，此次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经济波动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非典型、非传统冲击的类型。一般来说，最常见的宏观经济波动是需求侧冲击（如金融危机），也有少量情形来自供给侧冲击（如灾害和能源短缺冲击）。冲击也可以分为内部生成型和外部冲击型。这次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消费受到抑制，属于需求侧冲击；二是开工复产受到阻碍，属于供给侧冲击；三是因要素流动受阻和部分供应链暂时性中断而造成外部冲击，加上目前疫情在其他国家进一步蔓延，几个方面因素交织叠加使疫情冲击在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产生相互强化的效应。针对这种特殊挑战，我们要对既有政策工具进行良好组合、协同创新运用。其中，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优势和挖掘消费需求潜力的举措，应在诸种政策组合中居中心的地位。　　　　

《瞭望》：就业是民生之本。当前，如何抓住经济增长的着力点？　　　　

蔡昉：保持就业稳定，需要尽快恢复经济活动，促进经济增长既要加快需求复苏形成拉动力，也要推动生产要素汇聚形成驱动力。鉴于第三产业和居民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及之后，促进第三产业复工复产和激发居民消费活力，便成为恢复经济活动、稳定就业和保障民生的切入口。促进居民消费活动逐渐回归正常的同时，可关注三个方面的特殊消费潜力，可通过市场细分策略予以充分挖掘。一是可补偿性消费。通常冲击性事件对正常消费的抑制得到解除后，消费者从实际需要和心理因素两方面产生补偿性消费倾向。这时，消费者对于那些需求弹性大，消费受到最明显抑制的商品，产生超常规的购买需求。疫情中消费减少的一些家庭用品，特别是相对高端且不适宜线上购买的品牌商品即属于此类。二是可替代性消费。在某些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那些具有相同效用或者相似消费偏好的其他商品或服务，可以成为替代消费的对象。受疫情影响最大并且恢复难度较大的聚集性、体验式消费，如旅游、影剧院消费、群体性消费等，可转向更加私密性且具有类似效用的其他消费项目或采用不同的消费模式。比如，传统组团式和以景点为目标的旅游项目，可能被个体化和分散化的休闲式、知识性旅游项目所替代，成为旅游业的新增长点。三是可引导性消费。这主要是指随着消费理念的变化，消费者偏好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培养的消费内容。受此次疫情影响，人们对与健康生活相关的新型消费需求必然会不断提升。比如，人们对保健类产品、体育健身活动、改善家居卫生和环境的装修以及更具私密性的交通工具等的需求，未来都可能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从这三个方面挖掘额外的消费需求潜力，需要市场与政府协同发力。政府要对低收入者和受冲击者进行补贴，增强其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对第三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给予特殊援助和扶持，从供需两方面做好准备，迎接预期的消费高潮。同时，鼓励和引导消费服务业创新经营模式，特别是围绕电子商务新业态、社区服务业等领域加强创新发展，以线上消费带动线下消费，更好推动潜在消费倾向转化为现实消费活动。　　　　

发挥产业的就业吸纳力　　　　

《瞭望》：作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当前如何发挥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力？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潜力又如何挖掘？　　　　

蔡昉：我国吸纳就业的产业构成已经发生了突出的变化。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继续向非农就业转移的同时，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也开始减少，第三产业是唯一继续保持就业增长因而就业弹性为正数的产业。当前稳定和扩大就业，需要从这个现实出发，一方面努力加快第三产业的恢复，争取三产在被耽误后的时间里取得超常增长；另一方面挖掘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增长潜力，通过提高就业弹性最大限度发挥其吸纳就业的作用。此外，还有发挥我国工业类别齐全、制造业配套能力强的独特优势，把握好自主发展和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之间的平衡，破解可能发生的供应链短期乃至中长期断裂的困难。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我国制造业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大量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二是广泛应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提高了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这导致从2006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以及近年来制造业的就业弹性转为负值。因此，稳定制造业比重和扭转制造业就业弹性为负的趋势，本来就是我们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应对疫情对经济和就业冲击的过程中，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朝这个方向努力。针对这次疫情可能导致的产业链中断、企业外迁，特别是造成一批中小微企业难以为继的情况，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超常规的政策扶助措施，旨在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其尽快恢复生产经营常态。与此同时，还应采取切实措施，把促进复工复产的短期帮扶措施与稳定制造业比重和提高制造业就业弹性的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借这次机会从机制上根本破解中小微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发展难题。近年来，我国的营商环境显著改善，新成长的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般增加，2019年平均每天新增登记企业达到1.99万个，绝大多数为中小微企业。这种创业活动的高度活跃性，是我国连续七年能够保持每年新增城镇就业超过1300万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般来说，每年第一季度新增城镇就业人数占全年总量的比例在24%左右。今年受疫情影响，一季度的就业数量显著下降，对全年就业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进一步简政放权，改善营商环境，同时采取强有力的扶持手段促进大众创业，是把全年就业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关键之举。　　　　

超常规政策如何发力　　　　

《瞭望》：应对此次疫情对就业的冲击，我们需要哪些超常规政策稳住就业大局？　　　　

蔡昉：应对这次疫情对就业的强烈冲击，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应包含更多超常规措施。首先，坚持把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层面。这就要求把就业状况作为确定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和力度的依据。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自发布以来，一直保持在5%左右相对稳定的水平。因此，可以把这个水平看作是就业比较充分的表现。按照定义，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就是自然失业率，没有周期性冲击因素；同时也说明经济增长率符合潜在增长能力。应对疫情对就业的冲击，在按照政府的部署积极推动农民工返城到岗之后，最大限度减小就业损失的着眼点，努力使调查失业率在下半年回到5.5%的期望水平。为此，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转向相对扩张或更加积极的水平。由于财政政策具有更直接瞄准关注对象的特性，预期能够有效帮助企业和家庭纾困，因而在应对疫情经济冲击中针对性更强，应该居于宏观政策的主要位置。货币政策与之配合，着眼于帮助政府筹资和企业融资，以及确保这些纾困和救助政策的实施不会受到流动性不足的制约。在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减负的同时，财政还应有特殊的纾困安排。建设性投资应在坚持补短板和优化结构的基础上，最大限度促进中小微企业恢复活力，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就业。其次，实施更有针对性、更加精准的公共就业服务。这次就业冲击的特殊之处在于，冲击既来自投资、消费和出口疲软造成的需求侧，也来自开工不足甚至局部产业链条断裂的供给侧。因此，需要更加积极地拓展公共就业服务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精准度。一是把扩大社会政策托底范围和促进就业的措施有机结合起来。近年来我国失业保险金形成较大规模的累计结余，在足额给付保险金以及用于稳企援岗的做法之外，还应将其用于支持农民工返城到岗所需的必要补贴，失业保险的支付范围也要进一步扩大。二是通过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等缓解失业风险，通过培训和提供岗位中介提高劳动力供需之间的匹配度，以减少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三是通过支持企业实行员工储备，或者政府履行“最后雇主”的功能，安排暂时没有岗位的劳动力进入培训状态，同时提供公益性岗位作为过渡措施。这样，劳动者在转岗的摩擦期间可以提升技能，降低下一时期遭遇结构性失业冲击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