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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姚洋:我们迫切需要向世界讲清中国故事

作者:
广西壮族自治区特邀咨询委员 姚洋
来源:
北大国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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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导读:新冠疫情下,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遭遇了重重打击。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新叙事,去讲述中国故事?如何让世人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观察者网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

观察者网:中美处于新冷战状态,但是中美经贸合作还是有空间,您怎么理解中美当下经贸合作的发展?

 

姚洋:拜登当选了美国总统,和特朗普一定会走不一样的路线。

 

特朗普是个打乱战的人,他没有多少一以贯之的想法。我认为他对中国的态度或者说打法,是一个特殊阶段的一种特殊现象,不应该是美国的一个常态,因为跟中国这么打对美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比方说贸易赤字问题,一路打下来,美国的贸易赤字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所以特朗普的手段和目标完全是冲突的。

 

我认为拜登上台以后,两个国家可以合作的地方还有很多,中美也有一些合作的基础。比如在抗疫领域,中美两国疫苗做得都是最好的,我们可以在第三国合作。在气候变化方面,拜登显然也会做很多事情,我们国家也承诺2030年之前排放要达峰,这样就构成了合作基础。有了合作基础,再去推进经贸领域的一些谈判,最后达到中美之间的有序竞争,我觉得是可能的。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前段时间签署的RCEP,对于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姚洋:RCEP是亚太地区一个渐进的自贸协议,而且它只是关于贸易的协定,基本上不涉及国内规制、体系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讲,RCEP对于亚太地区的影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更多的影响在于心理层面,就是让欧美看到了亚太地区在整合,所以如果说RCEP会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恐怕更多是心理上的冲击。

 

当然,拜登政府没有表示是否会重返TPP,我们国家已经宣布,会积极寻求加入CPTPP,这个可能也会对美国产生一些刺激。但是美国要想重返TPP,难度非常大。所以我想RCEP更多地是在外交领域产生一些影响,实质性影响相对有限。

 

观察者网:您怎么看待中国表态要加入CPTPP?

 

姚洋:我们加入了RCEP之后,地区之间整合的速度可以加快。我们国家经过这些年的改革,以及国家内部经济韧性变得更足。而且CPTPP和RCEP重合度非常高,其实就差几个国家。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加入CPTPP,有比较好的基础。

 

观察者网:这次新冠疫情时期,西方的学术理论和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实是遭遇了重重打击,在后疫情时代,您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新叙事,去讲述中国故事?

 

姚洋:新冠疫情刚开始时,西方对中国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认为这是你们黄种人的问题。后来病毒出现在他们那里,他们就有点恼怒,怎么病毒也成了我们的问题?再后来,中国抗疫做得非常好,西方就更加失望、更加恼怒。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面对面的采访,在美国依旧不行,这其实是对西方一个很强烈的冲击,要让他们消化这种冲击,其实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里就涉及到你提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呈现我们自己的体制。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把我们的体制、制度和中国优良的传统结合起来谈,才更容易谈清楚。

 

西方把中国体制描述成“一党专政”的体制,但从我们的儒家传统来说,我们体制和儒家传统、儒家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并不是他们所称的“一党专政”体制,实际上我们是混合政体,党是领导者。我们还有全国人大、政协,全国人大要对党的决议进行表决,政协汇聚了一些精英代表,我们的政府是执行机构,所以中国是个混合体制,而不是西方想象中的所谓“一党专政”国家。

 

事实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也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一个“政党”,按照西方的理解,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所以你一个政党怎么能永远做下去呢?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我们的中央机构,按照儒家架构,需要这样一个中央机构,它是宪法的一部分,宪法本身就要求存在这样的中央机构。

 

如果西方觉得这套体制不好,可以和平竞争。这次疫情,和平竞争的结果很明显,我们胜利了,他们失败了。西方不愿意承认,但实际上西方很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现在很难受,到底该怎么来看待中国的体制,他们还没有完全消化。这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中国故事从源头上说清楚,而不是简单说我们的制度有优势。制度优势在哪里、从哪里来,我们得把这些说清楚。

 

观察者网: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可能很难区分中国共产党跟西方政党(Party)之间的区别,您认为应该怎样去向大众解释这个问题?

 

姚洋:首先“Party”这个词表示的就是只代表一部分人,能进入一个“Party”里的人,那是要受到邀请的,或者由某些人代表其他成员,所以这是个封闭的圈子。比如在美国,共和党代表一部分人,民主党代表一部分人。中国共产党不是这样意义上的仅仅代表一部分人的组织。

 

从源头上说,中国共产党上可以追溯到儒家对于贤能的推崇。一个社会里一定要有贤能主义的存在。所谓贤能主义就是有能力、道德品行比较高尚的人就应该出来治理国家。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我们国家全体老百姓中、党的文件里所称的先进分子,按照儒家的框架,就是一些有能力又有德行的人,他们加入党,然后当然在党内不断培养、净化自己。党实际上做的是挑选工作,挑选这些有能力、有贤德的人进入整个国家的体制。

 

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是完成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下的宪法功能。在西方一人一票的体制下,完全由老百姓去选,选出来的可能就有特朗普这类人。在我们国家,我们用一个机构来挑选,这个挑选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要不断地对被选拔者进行测试。

 

比如一个人要当县长,县人大要通过;此后再当市长,市人大还要通过。考核不仅要查看其表现,还要获得老百姓的认同,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不断磨练这些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

 

恰恰是因为党内积累了一批有能力、有德行的人,所以才可以做出一些对全国负责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也不会抛开人民代表大会直接下达、执行,而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各级人大的审议和通过。

 

有人说人大是“橡皮图章”“不管用”,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整个人大的立法过程首先要经过很多沟通、交流。沟通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我们国家立法很多周期都很长,5年、8年都有,说明中间有很多沟通和博弈。

 

我们看到全国人大的代表大会上,好像多数都举手投赞成票,其实是因为事先已经进行了很彻底的沟通。如果到地方人大去看,反对票是很多的,因为有些地方沟通不足,就会出现很多反对票。

 

我们国家的体制从本质上就和西方体制是不同的,是体制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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