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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一带一路”研究新观点新趋势

作者: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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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外“一带一路”为我们全面理解和思考“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异域视角,而且对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所以我们有必要加以关注。

“一带一路”是近年来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热点,经历了一个渐次深入而成果不断丰硕的研究过程,这当中既有解读准确、认识深刻者,也有误读甚至恶意解读者,我们要详加审视。

但它毕竟为我们全面理解和思考“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异域视角,而且对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所以我们有必要加以关注。

关于本质:国际公共产品说、中国特色外交说

如何判定“一带一路”的本质内涵?这是海外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他们从公共产品、中国外交等视角进行了多向度解读,总体上形成了三类不同的认识。第三种特别值得我们警惕。

第一类:国际公共产品说。这类观点充分肯定了“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属性,认为它与历史上一些西方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相比,具有三方面的重大差异。

一是规则创制在共同商议的基础上由大家一同书写。“一带一路”的参与和行动规则不是由中国单方面制定的,而是在共同商议的基础上由大家一同书写的。这样的国际公共产品更具持续性。

二是“一带一路”倡议不同于一些西方国家历史上所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发展策略,它不掺杂任何附带条件,而是纯粹地服务和关照全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三是表现形态集经济金融、环境保护、地区安全等多种产品类型于一体。中国政府通过设立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不同形式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分享其发展经验、技术和资源,这为世界深化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机遇。

第二类:中国特色外交说。这类观点认为“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和外交风范。具体言之,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推动构建新型国家关系。“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崭新的外交思路,这一渐趋成熟的方略绝不是要挑战和消解既有国际秩序,而是着力推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其二,它契合了中国和中亚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和实际需要,向沿线国家释放了规模巨大的经济发展和改革红利,在互惠互利中增强了影响力。

其三,它实现了全球范围的海陆联动和东西贯通。“一带一路”由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条路线构成,参与共建的国家已由亚欧延伸到非洲、拉美、南太等区域,覆盖了超过全球30%的GDP和64%的人口。因此,有人这样评价:“与中国以往的外交政策相比,‘一带一路’不仅是一项超越区域界限的全球性交往策略,而且具有更大的地理空间、更多的交往途径、更强的世界影响。”

第三类: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说。这是海外一些人由于对“一带一路”认知不足而产生的错误判断。这种观点一提出,自然就遭到了另一些学者的严肃批驳,他们强调指出“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具有根本区别。

首先,动机完全不同。“马歇尔计划”旨在通过重建战后的欧洲,消除美国商品的贸易壁垒,同时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东欧以外的地区;而“一带一路”则是为了互惠互利。

其次,性质截然相反。“马歇尔计划”是基于让美国更方便地主导欧洲市场,分裂欧洲,从而遏制苏联的“冷战”战略考虑而产生的,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和安全战略;而“一带一路”则是以“开放、包容、共赢”为指引的经济发展新倡议。

最后,影响迥然相异。“一带一路”倡议没有任何政治附带条件以及安全和军事方面的潜在影响,而“马歇尔计划”则催生了“北约”国际军事集团的形成。

关于行动路径:构建政治互信说、增强经济融合说、密切人文交流说

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凝聚共识,将“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落到实处?对于这一问题,海外学者集思广益,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提出了很多具有较强参考价值的观点。

第一类:构建政治互信说。这类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实现从理念到行动的跨越首先取决于是否能够同沿线国家政府构建政治互信。具体有如下方面的思考。其一,奉行全面接触的合作思路,增强信息透明度。在海外学者看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和实现互联互通原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复杂因素,客观上要求中国采取全面且透明的政策方针,增加与不同国家间的信任因素。其二,搭建多边治理机制,实施集体安全的发展策略。在措施制定过程中征询各相关利益方的意见,同时应妥善处理地区安全问题,加强参与国的战略互信。其三,以对话解决分歧,消弭“理解赤字”。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加强对话十分必要,很多问题的出现只不过是由于缺乏理解和信任而造成的误读误判,“理解”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宝贵资源。因此,有些学者呼吁,一些西方国家应正视并尊重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唯有如此,各方才有良好的对话基础以消弭“理解赤字”,任何关起门来拒绝对话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第二类:增强经济融合说。这类观点认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通过改善和建立跨越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互联互通网络进而缓解欧亚贸易瓶颈是“一带一路”构想的崇高使命。为此,中国必须创造新的解决办法,提升经济合作发展水平。具体来看,主要有如下方面。其一,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打造一个数字化的联通网络。其二,在商贸方面,要扩大对当地劳动力的使用并提升其技能。其三,在融资方面,要开启混合融资结构的合作形式。

第三类:密切人文交流说。这类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在物质层面的实践已经远远超过沿线国家在精神层面的认知,要充分尊重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理心理学特性,发挥文化软实力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具体举措如下。一是加强教育合作。“一带一路”参与国大多是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成员国之间可以互相分享优势教育资源,通过修订和改进教育政策的方式筑牢文化根基。二是发展丝路旅游。海外有些学者对丝路旅游的意义和价值高度肯定,认为不同国家的人民群众以身临其境的方式真实地感知对方国家,有利于消除误解和偏见。三是鼓励民间来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正式的民间接触和交流包含着从历史到宗教、从语言到文学、从环境到健康等社会发展主题,客观上带动了文化的跨界交融。

关于世界影响:新型全球化说、欧亚世纪说

“一带一路”建设将会带给世界怎样的影响?从全球发展的宏观视域来看,海外学者主要有两类观点。

第一类:新型全球化说。这类观点用具体事实说明了“一带一路”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国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手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做法,同欧美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有显著差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全球化。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遵从联通各国经济、各国人民、各个国家的价值观和原则,这些都是具有中国特色全球化的基础。“一带一路”将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穷国、一些被忽视的国家都纳入进来,帮助他们实现跟世界经济的联通,这显然是推进包容、普惠全球化的一个好方式。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摒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所固有的局限,因为它注重对话协商,“不带说教,没有老师,没有学生,所有国家都有权塑造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这其中所蕴含的平等自愿、开放合作的全球化理念受到众多西方学者的高度肯定和赞赏。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联手沿线国家重点打造联通欧亚和非洲的新基础设施网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贸易活动,这是对全球化的伟大改造和升级。

第二类:欧亚世纪说。这类观点看到了“一带一路”对促进欧亚崛起的重要意义,认为“一带一路”为推动欧亚空间一体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强劲发展动力,“欧亚世纪”的到来势不可挡。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领域。

一是在经济领域,伴随基础设施的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必将为世界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中俄合作等多边战略协作将有助于欧亚崛起。

二是在政治领域,“一带一路”建立在尊重沿线国家主权和安全而不是统治、掠夺和债务奴役的基础之上,这使得欧亚大陆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尤其是在应对个别大国掣肘和极端势力威胁等挑战方面,沿线国家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国防领域的安全合作将开启欧亚大陆防务战略的新时代。

三是在技术领域,高铁、互联网等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成熟及应用为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技术前提,奏响了欧亚大陆巨变的前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一个由铁路线、高速公路、深水港和机场等大规模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联系起来的欧亚大陆正在由理想变为现实。

 

由上可见,海外学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大多是积极且富有洞见的,已认识到“一带一路”建设给世界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但囿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也有极少数人习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事务,有些错误的观点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禁锢的结果,是西方霸权主义思维模式的产物,意在阻遏中国和平崛起。对此,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勇于揭露真相并批驳其不良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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