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全球经济正面临“四大缺”，但中国市场的韧性超出想象

观察者网：王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三季度数据，三季度GDP增长4.9%，前三个季度GDP增速9.8%，对此外界开始解读中国GDP破“5”一事。那么，数据与预期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因为这可能关系到接下来大家关心的宏观调控怎么做？事实上，早在二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市场就已经在观望下半年可能出台的政策，毕竟市场对于经济基本面也有一个预期判断。

王一鸣：的确，三季度数据公布后，“破5”受到多方面关注，更多还是表现出担忧。事实上，增速放缓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基数效应是重要因素。去年GDP整体走势是前低后高，今年自然会前高后低。除了基数效应外，也受到内外环境短期变化的影响。今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疫情多点散发，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加上全球经济增势减弱、大宗商品价格高企，这些因素对供需两方面都有影响。

就供给端而言，说得形象一些，首先是“缺电”，它反映了能源供需矛盾。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今年以来，全球能源供需矛盾明显加剧，很多国家都出现能源供给紧张，比如欧洲天然气库存大幅下降，价格较年初上涨近5倍。

能源短缺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经济恢复较快，需求大幅增加，但受疫情影响供给尚未完全恢复，加之各国对化石燃料投资下降造成的。考虑到进入冬季后，用能需求还会增加，能源价格高企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当然，我国还有一些特有因素。今年以来，电煤供给紧张，价格快速上涨，火电成本大幅攀升，但难以通过传导机制分摊成本，发电企业大面积亏损，发电意愿下降，增大了电力供给缺口。此外，一些地方为落实能耗“双控”，在处置手段上可能简单化，比如搞“运动式”减碳，或“一刀切”限能限产，也助推了电力供需矛盾。

其次是“缺芯”。这反映了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对生产的冲击。比如，今年8月以来，受疫情反弹影响，马来西亚等地的芯片工厂停产限产，全球芯片短缺加剧，汽车、家电、智能产品等一些耐用消费品生产受限，直接影响制造企业的正常生产。

再者是“缺柜”。我国是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大量的集装箱货柜出去了回不来。主要还是疫情原因，国外产能尚未完全恢复，没有充足的货物运回来。加之码头作业也受到疫情影响，人手不够，来不及处理。“缺柜”的后果，就是集装箱价格大幅上涨，连带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对企业正常生产也会带来影响。

第四是“缺工”。现在如果去企业了解一下情况，招工还是比较困难。招工难有多重因素，一种可能是疫情防控使得人员流动的空间范围缩小，另一种是愿意从事制造行业、进工厂的人减少。与此同时，部分群体就业仍不充分，全国16-24岁人群失业率仍比较高。这显然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从需求端来看，消费和投资两方面的需求都不是很旺。从消费看，疫情影响居民收入增长，再加上餐饮、旅游等服务性、接触性消费还没有完全恢复，消费总体上比较弱。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3.9%，而疫情前2019年同期增速是8.2%，两相比较就能看出零售增速还没有恢复。

从投资看，基础设施投资还比较低迷，主要是地方负债比较高，加上缺乏好的盈利项目。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5%，两年平均增长仅0.4%。房地产投资，最近一段时期土地拍卖并不景气，预期房地产投资还会放缓。制造业投资相对较好，但由于能源、原材料价格高企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对投资持续增长也会产生影响。当前比较亮眼的还是外贸出口数据，但随着西方国家产能的恢复，订单转移效应逐步减弱，外贸出口超预期增长也会逐步回归常态。

综上所述，三季度经济增速放缓是供需两端加上基数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表明，疫情后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平衡。在此情况下，既要做好逆周期调节，抑制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更要做好跨周期调节，统筹做好今明两年的宏观政策衔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增强有效性，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在需求，确保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

观察者网：宏观政策的调控信号，也涉及到市场对下一个阶段的经济预期问题，关乎到投资、消费等供需两端的表现。

王一鸣：市场有变化，预期当然也会有变化。要相信企业，相信市场主体，在经历过这些年经济的起起伏伏后，企业应对困难和挑战的能力明显增强。从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到中美经贸摩擦，再到新冠疫情冲击，市场主体在经历波折的同时，也在不断积累经验，学会在起伏中求生存求发展。市场远比我们想象得更有韧性。同时，政府的宏观调控也更有经验，手段更加丰富，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当前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压力。

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每一次挑战，当然会带来冲击，但同时又会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倒逼我们深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中国经济更加强大、更有韧性。可以看到，每一次危机后，都有一批更强大的企业成长起来，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开始成为亚洲经济大国。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每一次跨越都出现在危机之后，使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这次疫情后，去年美国经济收缩3.5%，中国经济增长2.3%，这不就是力量对比变化吗？如果放到一个更长的周期内去看，中国经济还处在上升轨道之中，中国经济长期向上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要坚定信心，正视困难，努力办好自己的事。

观察者网：王老师，有一个比较细节性的正在发生的问题也想请教，您前面提到三季度的经济状况可能也受到能源的限制。最近关于国内能源紧缩、限电的争议很大，往大了说是全球能源紧缩，对产能、供应链产生影响。同时，现在国际社会又聚焦气候变化、绿色能源等，势必对未来经济发展带来连锁反应。在能源转型过程中肯定会经历“阵痛期”，我们怎么来保证既达成减碳、转型目标，又能维持能源供应稳定，从而给经济繁荣输送稳定动力？您怎么看待“双碳”目标跟经济之间的关系？

王一鸣：能源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简单处置，更不能搞“运动式”减碳。要做好产业结构调整与能耗双控的衔接，既要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也要避免因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双控”指标缺口，对即将投产或在建的产业项目采取“一刀切”停工停产。

近期发生的电力供应紧张不完全是减碳带来的，也有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因素，是各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我国煤电装机占电力装机一半，煤电还是基础性电源，电力供应紧张反映出煤炭供需矛盾，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发电企业亏损面扩大，发电能力和意愿受到影响，加上电力需求增长过快，水电来水不足，加剧了电力供需矛盾。

我国是世界上新能源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无论是光伏还是风电。但也要看到，新能源的特点，一是发电效率低，目前光伏年发电小时数大约是1500小时，风电是2500小时，但煤电可达6000多小时，目前实际还没达到4500小时。二是不稳定，目前电网系统可以消纳的新能源相对有限。再者，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需要推进技术变革，建设一个庞大的储能系统，需要大规模投资。

因此，能源转型要有序推进，统筹处理好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逐步调适的渐进过程，也是技术变革过程，要在实践中把握好平衡点，既能有效去碳，又能保障电力供应的稳定。

观察者网：那现在有一个清晰的、循序渐进的路径图吗？

王一鸣：有关部门正在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达峰“1+N”行动方案，应该有具体明确的路线图，比如能源、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交通、建筑等行业和领域都有碳达峰的实施方案。

观察者网：确实，现在我们谈论能源转型的问题，一方面是能源结构本身的调整，另一方面是在这背后的各行各业可能发生的变化，会对整个中国经济带来多大影响？

王一鸣：能源转型对各行各业都会带来深刻影响，比如钢铁业，以前是铁矿石炼钢，随着钢材存量大幅提升，废钢短流程电炉将占据主导地位，而依靠铁矿石炼钢长流程所需的焦炭会被氢能取代，所需煤炭随着电炉的大量使用而退出。再如，目前在西部，光伏、风电发电装机增长很快，但电网消纳不了那么多新能源，又没有储能装置，就会出现弃光弃风，造成浪费。那么，用不了的新能源能否制成氢，应用到汽车、炼钢等领域，既清洁又可以避免浪费。

又如，建筑用能现在是集中式供电，以后可能更多是分布式，用不了的可以储存起来，或者上电网，技术层面都在发生变化，对产业的影响也是系统性的。也要看到，绿电的成本可能会比煤电高，因为它需要储能，相当于除了发电成本还要加上储能成本，这就会倒逼企业积极研发新技术提高效率。无疑，能源变革对各经济部门和整个经济都会产生影响，倒逼经济转型升级。

观察者网：接下来想谈谈开放的事情，现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仍未消退，我们国内仍实施严格防控措施；但最近新加坡改变策略，开始打开国门，相信此后也会有其他国家陆续加入。从全球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开放是必需的，对此我们是否有这方面压力，需要达到什么条件，做些什么准备？

王一鸣：一方面要尽快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接种第三针疫苗，如果加强针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那就可以为尽早打开国门创造条件。当然，还有考虑老百姓的心理接受程度，如果新冠疫情病亡率越来越低，那大家的担忧自然就会减小。总之，还是要坚持生命至上，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

观察者网：最后，三季度GDP4.9%的消息出来后，有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经济复苏停止，唱衰中国经济。您对四季度经济数据以及今年全年经济情况有什么预期？

王一鸣：因为去年第四季度的基数较高，今年第四季度增速应该还会有所放缓，今年前三季度增速9.8%，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大致在4%-4.5%，全年仍能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当然，第四季度还将继续面临前面提到的供需两端的压力，如果压力有所缓解，那么经济恢复会更乐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