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中国经济正处于转折期，短期稳定是大局

内外风险交织在中国稳步推进去杠杆的关口。

去年以来，以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住户部门的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进行测算的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明显放缓。人民日报近日报道称，去杠杆初见成效，我国进入稳定杠杆阶段。

与此同时，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美国用贸易壁垒推动”公平贸易”原则陡增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自身在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过程中也经历诸多“不良反应”。

今年7月中旬，去杠杆议题又引发央行和财政两大主力就谁该对地方高债务率负主要责任和谁该在稳增长政策上进一步发力的争论。这场争论和引发的讨论直到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方才画上休止符。

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财政金融政策要协同发力：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此外，还要加快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出资到位，加快出清“僵尸企业”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向澎湃新闻指出，中国在过去十年用加杠杆的方式给世界经济增长拉车，把世界从经济泥潭里拉出来，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了114个百分点。继续增加宏观杠杆率只会让中国经济走向崩溃边缘。而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想要中国继续加杠杆，主动为美国赤字融资。

“中国提出决胜三年打三个攻坚战，第一个攻坚战就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最大的风险是金融、是货币和国际收支。金融和财政政策如何更好地协调形成合力，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近日，张燕生在北京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对中国经济形势发表看法。

他谈到，中国经济正处于转折期，短期稳定是大局，中期处理好结构性改革，长期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稳是基础、稳是大局、稳是关键，因此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实现稳中求进。而实现中长期的目标，最少要坚持7到8年，把最困难的调整时间挺过去。

他强调，中国有最好的市场需求、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和最高的储蓄率，中国经济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稳中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贸易战是美国想让中国继续加杠杆”

澎湃新闻：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应对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财政金融政策要协同发力，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更有力服务宏观大局等。你对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内容如何解读？

张燕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现在处于明显的转折期。

先说投资。过去支撑我们快速增长的重大投资需求主力都已经过了峰值，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等峰值都可能已过。今后新的重大投资需求主力是什么，会不会是外商投资、民间投资、创新投资、绿色投资、民生投资？有可能。

2005年之前，外资主要是成本驱动型，到中国来获取低成本要素和资源，产品销往全球；2005年至2012年，外资主要是市场驱动型，这个时期中国GDP的基数比美国小得多，增量比美国大得多，引发内销的外资快速增加；但2012年以后，效率驱动型外资快速增长。在2012年前，70%的外资投入在一般制造、低端制造，2012年后逐渐变成70%投入在服务，还有一部分在高端制造。

这就面临一个问题，我国在高端服务、高端制造领域的资质、标准、规则、规范，跟国际通行标准的差距显著大于一般制造业，包括混合所有制的结构、效率和便利化也同样存在差距。面对这样的差距，我们需要的转变之大就像过去四十年所经历的那样，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改革开放和调整。

再说消费。我们这一代人是饿肚子长大的，我开玩笑说，我们这一代，有钱没钱也不消费，有好东西便宜东西总是买最便宜的。所以，消费者永远选择最便宜的而不是最好的，因此那个时代竞争就是低成本，“谁创新谁死”。当我们的孩子这一代成为消费主体的时候，他们是有钱没钱也消费，敢负债，有好东西便宜东西总是买最好的，这个时代是“谁不创新谁死”。我们孩子的下一代呢？他们的消费不仅仅是好东西，而是要个性、差异、创意、虚拟的消费。企业必须生产小批量、差异化、有文化含量和虚拟想像空间的产品。

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以上人群，但是，从代工贴牌到自给，从简单模仿到创新，从价值链低端到高端，需要系统性调整和变革。

当前中国有两股劲，一股还停留在过去的模式、业态、结构，像温水煮青蛙；还有一股劲想往上走，但它一方面面临自身缺技术、缺人才、缺资金、缺品牌、缺渠道的转型之痛，另一方面也面临外部体系还是旧的体系。新旧交织、动能转换，中国经济在经历巨大转变。所有这些变化，最少需要7到8年才可能完成，也就是要到2025年。

从2008年到2017年，我们的宏观杠杆率上升了114个百分点，从141.3上升到255.7（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

外因是什么？外因就是美国需要中国“拉车”。

2009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是1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50%；十年过去，中国的GDP占世界比重是15%，十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3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在过去十年是用加杠杆的方式给世界经济增长拉车，把世界经济从泥潭里拉出来。

如果未来再拉10年，杠杆率再增加114个点，恐怕那时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或者崩溃了。

什么是贸易战？贸易战就是美国想让中国继续拉车，继续加杠杆。

过去十年由于中国的贡献，把美国从经济泥潭中拉出来了。但是现在美国还有很多困难，又要加息、又要减税、又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都会导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债务率提高。这些调整的成本今天发生，收益要十年后发生，这十年美国会怎么做？贸易战就是要中国更多进口，外商企业及全球供应链要尽快回归美国，中国要主动为美国赤字融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决胜三年打三个攻坚战，第一个攻坚战就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最大的风险是金融，是货币和国际收支。金融和财政政策如何更好地协调形成合力，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觉得政府过去的表述很准确，短期稳定是大局，中期处理好结构性改革，长期过去讲新常态，现在讲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稳是基础、稳是大局、稳是关键，因此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实现稳中求进。而实现中长期目标，最少要坚持过7到8年的苦日子，把最困难的调整时间挺过去。

“中国要考虑大幅减税减负给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转型条件”

澎湃新闻：再说前段时间央行跟财政部较为公开化的政策讨论，你认为双方在去杠杆、稳增长上各自还有更多的政策空间、更有效的工具吗？

张燕生：对于中国的经济，有三句话讲得特别多，第一句话是中国经济潜力大，从汗水驱动转向智慧驱动的新旧动能转换，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的新旧结构转换，从市场政府对立模式转向市场政府和谐发力模式转换，就能够释放出巨大动能。

第二句话是中国经济韧性大，改革开放40年形成的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和冲击的统筹协调能力和差异性多样性结构，使中国经济抗风险和冲击的韧性大。

第三句话是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大。中国经济的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分别处于创新驱动、投资驱动和资源驱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东方不亮西方亮，经济回旋余地大。

我们不从总量增长看，从结构看、从创新看、从新经济比重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其实货币和财政政策只要保持连续性，政策协调保持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创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宽松环境，中国经济的内在动力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需要危机冲击这样的极端选择。

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减速阶段，GDP在2012年和2015年分别破“八”和“七”。在2014年8月美国经济触底、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时候，中国的宏观经济杠杆率是200多一点。这个时期和过去几年不同，2009年至2014年上半年，美国量化宽松的流动性无法转为美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入中国形成了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泡沫。2015年美国第一次加息，国际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回美国，流出中国，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外溢效应，对中国就是紧缩性质的影响。

中国现在真正面临的风险是美国要用贸易战的方式逼中国继续加杠杆。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和理性，你说我国企太大我改革国企，你说我市场准入门槛太高我降低，你说我知识产权保护不好我加强，有问题我改，而且主动推进高水平开放、高标准改革、高质量发展，但是我不加杠杆。美国加息，引发资本流入美国，美元有升值的压力，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有上升的压力，我做适应性调整；美国减税，财政赤字增加，我做适应性调整；美国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债务率进一步上升，我做适应性调整，但不在贸易战威胁下买单。

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两个选择，一是增加负债放水，还有一个是减税减负。哪个更好一点呢？

我们整体的财政状况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从高速增长变成高质量发展，企业需要轻装上阵，企业需要资金创新和投资，因此中国要考虑的是大幅减税减负给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转型条件。这对政府来说会形成比较大的财政负担，这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向特朗普政府学习，较大幅度为企业减税减负，美国没有这种财政承受能力，但是为了未来它不得不这么做，成本今天发生，收益十年后发生，谁来买单？

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应该继续改革开放，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提升我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一来很多矛盾和问题就能够化解。

中国金融体系要“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培养狼性”

澎湃新闻：中国近期推出一连串扩大开放措施，扩大市场准入。金融领域的开放是风险特别大的，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还相对薄弱、金融人才和监管经验与华尔街相比也有差距，在金融开放过程中你认为要做好哪些工作？

张燕生：中国有一个优势，是高储蓄率国家，我们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和最大规模的储蓄资金，却没有办法实现从高储蓄率到高效率投资的转变。

高储蓄率和高效率投资的中间渠道是金融体系。如何解决金融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基于金融监管能力基础上的“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培养狼性”。

开放的本质是改革。开放会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引狼入室，但开放以后你能不能跑过狼？跑不过是可能会被狼吃掉的。你要想跑过狼，你要有狼性，就必须通过改革，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才能够活下来。

我们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就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还有一句话，英国和美国赢在开放、输在开放，中国怎么能够保证自己在开放中不输呢？核心是增强综合国力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金融市场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三管齐下，第一能力建设，第二体制建设，第三跨境网络建设。这些是经验积累和能力提升的过程，是实践的过程。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用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促进内地现代金融体系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

澎湃新闻：怎样才能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张燕生：美国经济曾经患上“美国病”。从1990年以来，美国高技术制造业率、中高技术制造业率持续下降，金融、房地产、建筑在美国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2000至2007年美国发明专利增长率持续下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对优秀人才最有吸引力的职业是金融而不是创新，时间长了就成了“空心”。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GE（通用电气）进行了战略调整，逐步剥离金融和非核心业务，扩大实体和工业物联网等核心业务。我问GE的人，为什么把GE CAPITAL给卖了，GE金融在你的经营型利润所占的比重是41%啊？他说，“我们GE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要成为百年老店就不能把金融当作主业，金融挣钱太快、太多、太容易。”

从2003年到2012年，这十年泡沫的繁荣，使每个人都很疯狂，有钱就买房，有钱就做资本经营，用金融的手段把一切都泡沫化。比如科技创新，像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影子都还没有，已经炒到天上去了，过度透支未来还怎么做科技创新呢？所以，经济学家们的提问，我叫“戈登之迷”，为什么新工业革命时代全球劳动生产力减速？现在在中国，金融板块和房地产板块在上市公司市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高于美国泡沫经济最高的时期。

对政府来说，它要用各种办法来推动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怎样才能做到呢？怎样才能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首先要提高混合所有制结构效率水平。中国过去40年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它的所有制结构中，民企占61.2%，国企占27.8%，外企占11%，如果简化为经验系数，也就是0.6:0.3:0.1。

这样的比例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下一步会继续完善。这样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能够保证充分竞争，就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那么我们的金融能不能在提升金融监管水平和能力的基础上，构建相对均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呢？

对政府来说，什么是好的金融监管？我们是不知道的。

美国充满了金融创新、金融活力、金融市场交易和竞争力，但美国却把自己推向了虚拟泡沫和空心化。2009年，奥巴马在演讲中提到“岩上之屋”，中心思想就是美国再也不能把自己的经济大厦建立在金融、房地产和建筑的基础上。

市场经济就像个孩子，有它的不同成长阶段。中国市场改革从农贸市场开始，大概是3岁，到了商品市场是12岁，到了要素市场是15岁，到了金融市场是18岁。如果要市场成长得更好走得更远，政府监管能力也要同步提升。

中国很幸运有香港。香港是一个全球性的多层次国际资本市场，一个一流的直接融资市场，市场、法治和监管都比较成熟。可以让香港和内地之间有更多的监管、治理和制度交流合作，用好香港金融发展的经验教训。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过去四十年的经验看，凡是经济发展好的地方，从来不是市场大和小的问题，也不是政府强和弱的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需要形成合力，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觉得核心还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经济内部在发生深刻变化”

澎湃新闻：有一些分析认为，2015年中国股灾的一个肇因是美国抽走资金。你认为，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之下，美国有没有可能再利用类似的金融手段？

张燕生：中国这样的国家没有谁能够用阴谋的方式打垮，唯一被打垮的可能只能是自己犯错误。

过去十年，我们的宏观杠杆率上升114个百分点是因为外部压力。从2008年一直到2015年，美国在搞量宽，欧洲在搞量宽，日本在搞量宽，他们量宽的钱到哪去了？这些钱既没有变成他们的消费也没有变成他们的投资。很大程度上，高杠杆率国家的钱都是去了低杠杆率的国家，把低杠杆率的国家炒成高杠杆率的国家，在泡沫中间把这些因高杠杆率而遇到危机的国家从泥潭里拖出来了。

因此，当2015年美国宣布经济见底，就要开始加息，钱就回去了。2015年美国资本净输入规模估计达4600亿美元，同比增长18.3%，占全球资本输入总额的38%。

对此，我们早就应该做好准备，如何让短期资本的流入和流出不形成危机或大的冲击。提出托宾税就是这个意思，让资本大规模的进和出有成本。

澎湃新闻：我们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有进，从你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在哪里？

张燕生：第一，中国有世界第一大的市场和高成长性。大量中等收入以上人群，他们对品质有高要求，对差异化有高要求，对多样性有高要求，这些需求会引致企业必须要创新。因此，中国有最好的市场需求。

第二，中国有最完备的产业体系。

第三，中国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

美国老是想阻挠中国高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这是挡不住的。你不给中国技术，但绝大多数技术和科学知识都是公共物品。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现在都是上百亿投向重大科学项目、基础研究项目，十年以后，这些结果就能够显现。

中国今天在发生的变化和过去完全不同性质，现在更多的是质变。我们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大国优势，这种差异化优势是外人根本读不懂的东西。他们老是看总量，看GDP、财政、货币，没有想过总量的内容其实在发生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