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反映出时代进步的发展潮流，也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和习近平同志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作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枫桥经验”已成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一面旗帜。其精神内涵的形成和不断丰富，生动展现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乡村振兴离不开治理有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十九大报告用“二十字”高度概括了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提出“治理有效”，强调的是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实现有效治理、良好治理。

实现治理有效，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文明程度和治理水平，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全面繁荣和发展。

另一方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关环节的完善。社会治理有效才能更好促进生产力发展，使农村更加和谐安定，富有活力而有序运行，为农村全面振兴和繁荣提供制度保障。

实现治理有效，有助于破解我国农村面临的新老难题。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新老问题交织。例如，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房子、土地长期闲置，出现“空心村”现象，形成数量庞大的留守群体，乡村社会治理人才短缺、主体弱化。

再如，经过多年努力，大多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得到大幅度提升。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目前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总体上仍存短板，容易引发社会问题。有的乡村，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也侵蚀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根基。

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乡村社会治理有效，探索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治理路径，关乎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枫桥经验”的“六把钥匙”

55年来，枫桥干部群众创造的“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一直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丰富和深化了“枫桥经验”的内涵，推动了这一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发展，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枫桥经验”既是多年来政法战线上的旗帜，也是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典范。其重要而宝贵的经验主要有六个方面：

其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政治灵魂。

“枫桥经验”以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和实践效果，充分显示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使党组织真正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与社会治理创新有机结合起来。

“枫桥经验”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坚力量和引领作用，成为构建新时代下党群干群和谐关系的经验样本，使党的领导真正落实落细。

其二，坚持重视和做好群众工作是根本法宝。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群众，并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这是“枫桥经验”的本质。

“枫桥经验”历久弥新，最根本的在于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时，根据不同时期社会发展变化，适时创新群众工作内容和方法。近年来，各类社会组织广泛动员和组织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亦取得显著效果。

其三，坚持预防和化解矛盾是思想精髓。

“枫桥经验”，强调社会力量、社区力量，做到与民共解矛盾纠纷、共查安全隐患、共创平安建设，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调解工作。近年来，调解志愿者协会、“枫桥大妈”等民间调解组织，把调解工作做到最基层。通过抓源头、抓苗头、抓基础，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将问题解决在当地，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实现了社会稳定和谐平安。

其四，坚持尊重和维护人民权益是核心要义。

以理服人，这是“枫桥经验”最初、最成功的做法。在维护社会稳定过程中，坚持尊重和维护群众的基本权利和权益，坚持在维护群众利益中做好稳定工作。“枫桥经验”可贵就在于，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坚持维稳的实质就是维护群众利益。维护群众利益是抓源头、建制度、求长效的治本之举。

其五，坚持注重和加强平安建设是重大创新。

平安，既是全体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也是改革发展的重要目的。“枫桥经验”将平安建设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全领域，通过平安建设来编织安全网，使平安成为人民群众的重要民生福祉。

其六，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是鲜明风格。

根据时代发展的变化，“枫桥经验”逐步升华，不断创新社会治理内涵与模式。由一般的自治活动到灵活多样的社区协商民主；由单一调解矛盾到多元主体调解；由条块分割管理到“四个平台”治理升级；由传统管控到“互联网+”社会治理，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逐步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枫桥经验”最重要的启示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把握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与运行机制，不断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社会治理的新局面。

一是创新社会治理理念。真正实现从传统社会管控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变，就应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实现治理主体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的转变，治理环节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的转变，治理方式由“被动应付”向“主动应对”的转变，治理手段从单一行政手段向法律、经济、道德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转变，真正促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可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包括提供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这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现代化水平的最好着力点。

三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之路，应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以社会协同为路径，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进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

四是健全“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治融合”，即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大创新。这要求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完善和发展基层民主，全面加强农村法治，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提高基层干部依法办事的水平，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守法用法，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充分发挥村规民约作用。推进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五是传承和弘扬乡村传统特色文化。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离不开文化的引领和滋养。应突出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立足乡情、乡风、乡俗、乡愿，遵循乡村发展规律，保护好古村落、古村镇特色风貌，增强当地村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让传统美德扎根村民心灵深处。

六是坚持社会治理与其他治理相互结合。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单项推进就可以一蹴而就的，必须与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等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实现乡村治理的整体性提升。特别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离不开基本的生产条件、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的支撑。同时，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主体多元、活力充沛，也会为乡村的经济、文化、生态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和保障。这就要求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牢固树立整体观、系统观、协同观。

七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如今，我国已形成规模巨大、构成复杂、形态多元的网络社会，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难以完全预料，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互联网+”社会治理模式，把精细化、标准化、智能化、专业化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把体制机制变革与现代科技应用深度融合起来，有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质量、效率和效能。